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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历史文化来源：罗群、杨浩波共512人阅读
罗群，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教授。杨浩波，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教师。
云南作为中国西南部边疆结构最复杂、文化最为多元的地区之一，在近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力拉动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国内经济中心向边地少数民族经济单向辐射扩散的发展格局，并由此促成边疆各民族经济体中商品经济要素超越地域性的发展，形成多个发展极的交叉辐射，客观上推动了云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由商业贸易推动的民族交流在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云南商业史是云南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重视近代云南商业史的研究，在此之后的20多年里，陆续有不少关于该领域的论文和著作问世，不断推动着该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涉及近代云南商业发展的专著主要有：董孟雄、郭亚非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1]，吴兴南的《云南对外贸易》[2]，刘云明的《清代云南市场研究》[3]，葛永才的《清末巨商王白炽——同庆丰纪事》[4]等。而论文主要有：董孟雄、陈庆德的《近代云南马帮初探》[5]，董孟雄、郭亚非的《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6]，陈庆德的《商业资本的历史认识》[7]，吕昭义的《滇茶销藏考》[8]，刘云明的《试析清代云南商人群体的整合》[9]，况浩林的《试论近代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资本》[10]、《近代滇西白族商人严子珍创办的永昌祥商号》[11]，林文勋的《明清时期内陆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12]，韩军的《大理白族“喜洲商帮”》[13]，刘云明的《试析清代云南商人群体的整合》[14]等。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近代云南商业史的研究偏重于对外贸易、滇西商业、资本市场等几方面的问题，一些著作也梳理过整个近代云南商业和商帮发展的脉络，但远不够具体和深入。
21世纪以来，近代云南商业史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系统全面阐述近代云南商业、商帮和商人发展历程的专著产生，例如：秦树才的《云岭金沙话货殖——云南民族贸易》[15]，罗群的《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16]。同时，近代云南商业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相结合，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周智生的《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17]。此外，相关论文大量涌现，如郭大烈的《茶马古道与滇西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8]，杨煜达的《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云南社会》[19]，姚继德的《云南回族马帮的组织与分布》[20]，周智生的《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21]，罗群的《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22]，吕珈慧的《大理喜洲商帮的形成与发展特点》[23]，赵启燕的《鹤庆商帮研究》[24]、《近代滇西白族商帮的商贸经营与管理——以鹤庆商帮为例》[25]，太丽琼的《近代腾冲商帮的经营管理思想》[26]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云南商业史研究的快速发展。
最近，学术界在研究近代云南商业史时越来越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展，如以“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民族交流”“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对外交流”等为主题的论文或研究时有见到，有利于云南商业史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而商业活动和商人群体作为民俗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缺乏专门研究，故笔者将本文主题定位为“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民俗变迁”，旨在探究近代云南商业发展对云南民风民俗所造成的深刻影响。鹤庆作为近代滇西北商道上的一个重镇，既是滇西三大商帮之一的鹤庆帮发源地，有“商邑”之称；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山地与坝区交错，虽以农业为主，但近代工商业亦有较大发展，境内商品经济活跃，市场繁荣，辐射四邻，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以此为个案，能管中窥豹、见微知著，反映近代云南商业发展与变迁的概况与相关特点。
鹤庆自古以来为云南边疆之战略要地，“北以鹤庆为关，丽江为蔽”[27]，以拒川藏。由此，中原王朝和云南地方势力都很重视对鹤庆的控制和经营。
元代，鹤庆已初步实行民屯和军屯，但规模较小，成效远不如明清时期。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攻占鹤庆路，改鹤庆府，以高隆为土知府。正统八年（1443年），废土知府，改派林遒节为流官知府[28]，鹤庆成为云南较早现实“改土归流”的地方之一。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起，明朝政府开始在鹤庆推行军屯制度，设立鹤庆御，“每军受田50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植树，复租赋”，平均每亩2.2斗。在实行军屯的同时，明政府又从江南迁移大批汉民到鹤庆，发展民屯，开垦出大片农田，一些水利工程也开始修建，农业生产发展较快。[29]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废除鹤庆土千户，改设流官，鹤庆的“改土归流”彻底完成。两年后，清政府又废除了明代遗留下来的庄田制，凡过去耕种庄田的汉、白、彝等族农奴交纳一定地价之后，就可以获得土地私有权，变成自耕农。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废除屯田制，将屯田并入民田，使大量军田变成了私田。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对发展鹤庆的农业生产起到巨大作用，康熙年间鹤庆的耕地有98940亩，到光绪年间猛增至158390亩，养活人口44644人，鹤庆农业发展速度由此可见。[30]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鹤庆的冶矿业较为兴旺，规模最大的是北衙银厂。明政府于鹤庆设立南、北衙二司，专管炼银，又设太监府管理矿课。当时银厂内有“矿夫”上万民，年产银十几万两。除“官矿”外，还有炼银、炼铁和采金的“民矿”。[31]这种大规模冶矿业的发展促进了鹤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数以万计的“矿夫”脱离农业生产，衣食完全依靠他人供应，鹤庆民间就流传有“千只羊，万石米，不够银厂一顿饭”的俗语[32]，与矿区周边农民交易农副产品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冶矿业的兴起，抽铜铁丝、制铁针、制刀、锄、斧等生产生活用具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33]，这些手工产品多数是“为卖而造”，包含了商品经济的性质。
明朝至清初，鹤庆境内及周边的集市贸易有了初步的发展。鹤庆境内兴起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集会是松桂会，其正式形成于明朝初年，会期定于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前后，时间为5～7天，以交易骡马为主，兼带交易其他各种商品，每届骡马成交数不少于万匹。[34]康熙年间，鹤庆境内有记载的集市有“大街、大墩街、甸尾街、破庙街、金墩街、松桂街、石碑街、田子庄街、鱼塘街、河底街、姜官营街”[35]等十二个。此外，明清时期鹤庆的传统集市贸易还有西邑的二月八会、辛屯天子庙会等，以交易锄头、扁担等农具和鸡、猪、狗等牲畜为主。[36]这些集市的初兴，推动了鹤庆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为近代鹤庆商业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鹤庆境内的集市贸易初步兴起之时，滇西北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很多较为兴旺的商贸集会，其中规模较大，辐射范围较广的有大理三月街、邓川鱼龙会、丽江骡马会等。这些大型商贸集会的兴起，有利于滇西北各地之间的商贸交流，从而加大了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为近代鹤庆、喜洲等地商业的崛起打下基础。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云南蒙自开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思茅开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腾冲开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昆明开关。上述云南主要对外口岸陆续开关通商和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后，大批洋货涌入云南市场，而云南各种土特产和农、矿原材料也大量输出国外，云南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鹤庆所处之滇西北市场，亦发生很大变化。大理洱海地区“商所售，售洋货；人所市，市洋货，数千年之变迁未有甚于今日者”[37]。丽江市场上“所陈列之商品，概系欧洲或日本工场出口，自鸣钟、小刀针之属，百物具备。欲寻一中国之制造物，杳不能得”[38]。而鹤庆市场上也是“洋货充斥，不惟奇技淫巧，娱人心志耳目者，皆为我消耗品，即寻常日用饮食之物，近以多由外洋侵灌入”[39]。鹤庆的松桂会在此时更扩展为国际性的商贸集会，“松桂地为北方冲市……英人物色犬马，不惜重价，于是滇之大贾，皆改他项买卖而专贩马匹。贩者利市数倍，人人皆争趋之，故此会年来侵成巨埠也”[40]。
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鹤庆市场日显繁荣，远盛以往。康熙年间已出现的十余个集市，到光绪年间规模日益扩大。以县城为中心的各个集市，各类外来商品丰富，本县产品交易也很频繁。输入的大宗商品主要是洋纱，其次是京广或外国的日用百货，还有西藏的红花、虫草、麝香、鹿茸、硼砂、牦牛尾、酥油、木耳、竹叶菜、黄笋、藏毯、氆氇、毡绒、牛羊皮毛、藏香；剑川的井盐、木器、铜银首饰；永胜的辣子、草烟、生姜、花生、瓷器；洱源和邓川的青椒、茄子、弓鱼、乳扇；滇南茶叶、凤仪石磺、赵州斗篷、大理草帽、祥云土锅、南涧土碱；以及湖南文具、广东成药、四川生丝等。而由鹤庆输出的主要商品是土布、白棉纸、金属器具、猪鬃、手工卷烟、火腿、猪肝鲊、白酒、当归、食糖等等。
为了服务大量过往客商，近代鹤庆县城、城郊、松桂、黄坪等地，都有很多食馆、食摊、客栈、鸡毛小店、马店等，商人和马帮食宿都比较方便；同时，鹤庆境内还有负责背运小批货物的“背街婆”，运输大宗货物的雇用马帮，抬送商客的滑竿队，商会组织的保商队等，目的都是服务商旅。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鹤庆商人李恒春、周绪、杨甲寿、赵根润等已经在川藏、中甸、丽江、大理、腾越等地从事商贸经营，由他们组建的“德昌隆”“恒昌和”“同心德”等商号，成为近代鹤庆商帮的第一批商号。[41]此后，鹤庆商人组建了“兴盛和”“福春恒”“庆昌和”等大商号，鹤庆商帮迅速发展。
光绪元年（1875年），鹤庆人舒金和与同族舒卓然、舒程远合资组建了“兴盛和”商号，总号设在鹤庆，在建昌、叙府、富宁、嘉定、成都、会理等地开设分号。商号除销售川产绸缎，陕西广布及川产日用品外，也销售盐、烟、茶、纸等。光绪三年（1877年），鹤丽镇总兵朱洪章开挖南新河，一时因公款未到，曾向鹤庆商人借贷，“兴盛和”支持水利，认贷最多，得到了朱洪章的信任。公款拨到后，朱洪章存入“兴盛和”，整存零取，“兴盛和”从此与地方官府有了交往，鹤庆州的钱粮税赋，均委托“兴盛和”代收，成为鹤庆州的金库，印发了一百、五百、一千文的制钱票在鹤庆使用，保证兑现。后将总号迁至下关，并在昆明、保山、腾越等地设立分号。[42]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缅续议边界商务条款》签订后，“兴盛和”将大量在四川收购的蚕丝用马帮经腾越运至缅甸旧都曼德勒，开创了蚕丝入缅的一条商路，并在曼德勒开设分号，成为我国在缅甸的第一家坐商。此外，“兴盛和”的分号还逐步扩展到贵阳、上海、香港以及缅甸的仰光、八莫等地。[43]
光绪末年，“兴盛和”的舒金和、舒卓然、舒程远三大股东协议分立，“兴盛和”仍由舒金和控制；舒卓然另立“怡和兴”，舒程远另立“鸿盛昌”；大股东祁星垓、杨蕴山、舒浩然亦分出股金，合组“云丰祥”；舒子卿接管“兴盛花店”，改名“联兴昌”。此后，“兴盛和”再次分出“恒通裕”“日兴德”两家商号。[44]此外，舒氏家族的子侄后辈还陆续开设了“福顺昌”“永和”“协兴隆”“裕丰恒”“裕兴宫”“鼎兴泰”等十来家中小商号，另有数十家依附于舒氏的商号。到清末民初，以“兴盛和”为龙头的舒系商帮正式形成。
光绪二年（1876年），鹤庆籍军官蒋宗汉与腾越商人明树功、董益三合资在腾冲开设“福春恒”商号，经营滇缅贸易，又在保山开设福春店，在下关开设福庆花纱店。至光绪末年，“福春恒”的花纱布匹遍销滇西各地，并推及滇中、滇东和四川西昌、会理一带，总号也迁到下关。舒系商帮的祁星垓、杨蕴山、舒浩然等也入股合伙，“福春恒”的人力财力增加，业务不断扩大。1911年10月，“福春恒”与“福庆仁”合并，沿用“福春恒”名号，公推周守正为总掌柜，凭借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将商号业务进一步做大。民国初年起，“福春恒”相继在缅甸瓦城，云南昆明、蒙化、鹤庆、镇南、昭通等地设分号，在漾濞、弥渡等地设立购销机构，又在重庆、泸州、成都、武汉、香港等地设有分号，业务扩展至全国。其业务主要有：在国内广销缅甸花纱布匹，在缅甸销售国内土特产；经营缅甸华工汇款和其他侨汇业务，仅此项每年可收汇五六十万卢比；吸收和打理滇军赵又新部的军款；经营条银和托铸银币；经营“滇新轮”号轮船的长江航运，在四川、山东两省开设19家解丝厂，生产“狮球牌”细丝，极具国际市场竞争力；在山东周村开设“桃牌”面粉厂等。[45]
到20世纪20年代末，“福春恒”已发展为鹤庆商帮乃至整个云南商界实力最强的大商号之一，月营业额达5万多银圆，总资产达300余万银圆，设分号40余处[46]，成为一个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兼营工业、金融、运输的大型联合企业。
“庆昌和”的创始人丁槐在镇压反清起义和抗击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因战功显赫升至广西提督，他于光绪二年开设“庆昌和”商号，主要经营鹤庆地方土特产品和药材、山货、丝绸、土布、棉花等。在下关、昆明、汉口、上海、北京、孝感等地设有分号。[47]“庆昌和”商号还从四川引进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教授鹤庆民众，使鹤庆的织布业大兴，促进了鹤庆经济的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初，鹤庆商帮迅速发展。以“兴盛和”“福春恒”两大商号为主力，并通过协议分离、资本外流、人员外流、子号做大等方式逐步孵化分离出“鸿盛昌”“怡和兴”“云丰祥”“联兴昌”“恒通裕”“日兴德”“福顺昌”“永和号”“协兴隆”“裕丰恒”“裕兴宫”“鼎兴泰”“恒盛公”“福庆仁”“庆正裕”“庆顺丰”“复协和”等数十家商号，加之较为独立的“同兴德”“庆昌和”“怡怡茶庄”等部分商号，形成了一个地域相同、利益相连、实力雄厚的鹤庆商帮。这个时期，鹤庆商帮的实力强于腾冲商帮和喜洲商帮，成为滇西地区的第一大商帮。至抗战时期，由于大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相继内迁云南，且大部分抗战物资转由西南边境运入，云南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对外贸易也更加兴盛。此时，不仅鹤庆商帮中一些倒闭的商号重新恢复，还新增了四五十家商号，“恒盛公”“庆正裕”“复协和”等商号得以迅速发展，成为鹤庆商帮中的新代表。
“恒盛公”商号的创始人是张泽万，1907年与“兴盛和”商号合作，在汉口开设了“恒盛公”，以经营麝香为主，兼销三七、熊胆、猴结、肉桂、天生黄、普洱茶、藏红花等，同时采购纱帕、楚布、白铜器、缎子等回滇销售。昆明、下关、鹤庆等地均设有“恒盛公”的办事处和转运站。1909年，“恒盛公”与西藏大商号“热真昌”合作经营康定、拉萨的茶叶运销生意，1913年在拉萨设号，经营名贵药材、皮毛、茶叶、汇兑等业务。1923年，张泽万派第六子张相诚到印度设立分号，经营丝绸、珍珠、香料、茶叶等业务。1927～1928年，“恒盛公”又在勐海设立分号，并开设了勐海茶厂，负责茶叶收购和加工。1930年，“恒盛公”在上海设立分号，经营菜馆、澡堂等，并开设寿器店和寿器作坊。同年，又在昆明创建“恒盛公”总汇，负责茶叶收汇业务；开办云南科发药房和制药厂，生产“醒狮”牌仁丹；开办良记布铺，经营各地绸缎布匹。此外，1931年，“恒盛公”在下关和香港设立分号，负责处理国际贸易运销业务。抗战期间，“恒盛公”抓住机遇，组织马帮控制滇藏印贸易路线，从云南运出茶叶和一些土特产，在西藏和印度销售，然后从印度运回药材、羊毛、染料、香料、棉纱、布匹、绸缎、呢绒、工业原料等，高价销往丽江、下关、昆明等地，起初一次运几十驮，后来增加到二三百驮，由此获得高利，在抗战时期积累资金达320万卢比左右，成为鹤庆商帮中新的大型商号。[48]
1931年底，周守正、朱靖卿、赵如九等退出“福春恒”，组建了“庆正裕”商号，同时原属赵如九的“复协和”也与“庆正裕”联号。“庆正裕”商号的一大业务是在缅甸、印度销售生丝。商号先从南充、合川、南京、汉口等地采购大量生丝，然后在四川设解丝厂加工，之后远销缅甸和印度。起初“庆正裕”每年运销缅甸的生丝数量为六七万市斤，随着解丝技术的成熟，1935年后销量近十万斤，占到缅甸销丝总额的一半以上。“庆正裕”的另一大业务是从缅甸和上海等地采购棉纱，然后运销云南各地。特别是在1937年至1941年，“庆正裕”“复协和”等商号组织运输车辆，通过滇缅路从缅甸大量进口棉纱和百货，运销下关、昆明等地，获利颇丰。同时“庆正裕”还囤积了一部分棉纱，在1942年滇缅路不通，棉纱价格暴涨之时，投向市场以获取暴利。
抗战时期，“庆正裕”还开办了猪鬃厂，有三百余工人，每年洗制熟鬃七八百担，装箱后运往上海、香港转销国外，其“骆驼”牌猪鬃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此外，“庆正裕”还从四川采购皮革，然后转运香港，获取转手利润。到1940年，“庆正裕”积累资本1400多万元，成为鹤庆商帮中资本最雄厚的大商号。[49]
商业活动的一大特性是流通性，在商业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各种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在商业活动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则是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视野辽阔、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所以只要在商业兴盛的时代和区域内，商业活动和商人群体总是能够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社会文化和风气，最终造成民风民俗的变迁。云南地处边陲，山脉纵横，近代以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信息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比内陆各省要缓慢得多，因此，近代云南商业活动和商人群体为云南边疆输送来的各种信息和文明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对边地的民风民俗造成的影响就格外明显。
社会风尚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呈现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标准等要素的总和，与民俗有很大交集，“风”与“俗”相伴而存在，一种社会风尚长久盛行，便容易定型为民俗，民俗又是许多社会风尚流行之根源所在，所以，考察民俗变迁有必要先探究社会风尚的变迁。
（1）商业发展与民间从业观念的转变。
清朝咸同年间以前，鹤庆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虽有行商坐贾和手工业者存在，但未成气候，绝大多数人还是以务农为主，民国《鹤庆县志》记载：“盖清初沿明风气，专务农业……商务尚在闭塞。”[50]当时鹤庆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民风纯朴，俗尚俭约……士有旧德，农有先畴，百族各安其业”[51]的传统农本社会风貌。
然而，从清朝同光年间开始，随着鹤庆商业的发展和鹤庆商帮的崛起，鹤庆市场日益繁荣，商品经济活跃，各种商品外销内运频繁，这就为经商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为手工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也给马帮运输者提供了很多的活计；与此同时，一批批经商致富的大小商人在鹤庆建豪宅、置田地，倡导奢华时尚，享受富裕生活，让人们觉得“经商容易致富，所以一般人有了重商倾向”。[52]就这样，在经济因素的诱导和商人阶层的引领下，鹤庆人原本“安土重迁、以农为本”的从业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鹤庆人开始“重利不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53]至民国年间，鹤庆“城镇的男青年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纷纷到下关、昆明，在鹤庆人开的商号里'学事’，充当学徒、店员、伙计、先生等。在农村大部分男子都从事铁匠、小炉匠以及各种手工劳动，或者养马、赶马、加入马帮远走各地”[54]。据民国二年（1913年）统计，鹤庆全县从事手工业者达333户，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县内有行坐商和手工业兼营商业者650多户。[55]
总之，在近代鹤庆商业发展和商人的影响下，鹤庆民众的从业观念由原来的“专务农业”转变为依然重视农业，同时盛行经商、手工和跑马等行业。正如民国《云南掌故》所载：“鹤庆人多有远志，恒喜向外飞扬，入仕途、投军界、经商业、习工艺，大则大成，小则小就，无往而不利。云外出谋生发展者尤不知有若干人，几十室而居五、六焉。夫外出干事者多饱载而归者自不少。此一班人，既涉重洋而登五岳，眼界宽而思想奇。”[56]这种由商业和商人牵动的“社会风尚所趋，是对旧封建传统观念的一种冲击和挑战”[57]。
（2）商业发展对社会消费观念的影响。
如前所述，清朝咸同年间以前，鹤庆“民风纯朴，俗尚俭约”。然而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得鹤庆市场日益繁荣，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尤其是蒙自开关和滇越铁路修通之后，洋货涌入云南各地，鹤庆市场上也出现了大批洋货，民国《鹤庆县志》记载：“不惟奇技淫巧娱心志，悦耳目者，皆为我消耗品，即寻常日用之物，近亦多由外洋侵灌入。”[58]丰富的商品必然诱发民众的消费欲望，对鹤庆社会传统的消费观念造成一定冲击。
在土货、洋货充斥近代鹤庆市场，刺激民众消费欲望的同时，鹤庆商人们引领的奢华时尚之气，也冲击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当时的鹤庆商人们已经公开展示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如“恒盛公”商号的张泽万就在自家楼上悬挂了一条名为“钱赋”的横幅，上面写着：“钱钱钱，我与你性命相连，有了你许多方便，无了你许多艰难。”[59]大小商人们手里有了钱，最先想到的还是建造房屋，商人们以白族经典建筑式样为基础，大规模、多样式地翻修建盖住宅和商铺，引领近代鹤庆建盖房屋之风。除了大建房屋外，部分鹤庆商人还在饮食方面较为铺张，极尽奢华的“三叠水”宴席在近代鹤庆富商大贾和官员中十分流行。此外，鹤庆商人也比较喜欢使用各种洋物，例如“恒盛公”的张泽万数次出国，由国外带回装饰着铜铸人像的自鸣钟、大穿衣镜、留声机、煤油灯、井水泵、香皂、糖果、饼干、咖啡、罐头，以及厨房用具等。[60]就这样，鹤庆商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引领了奢华时尚的消费之风，诱导其他社会阶层去仿效，体现出近代民众对新兴生活方式的渴求，从而冲击了传统的消费观念。
（3）商人与文教之风的兴盛。
从明朝初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在鹤庆实行了驻军屯田、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政策，中原官民的源源而来促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在鹤庆的传播，鹤庆社会崇尚文教之风由此兴起，明清两朝科甲延绵不辍，书画名人辈出，成为“文献名邦”。近代鹤庆商人处在这样一个崇尚文教的社会中，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和赞誉，大力支持文教事业的发展，促使鹤庆社会本就兴盛的文教之风在近代更加兴盛。
第一，近代鹤庆商人对自身及家人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从而在社会上起到了重视文教的模范表率作用。近代鹤庆商人中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很多，例如“庆昌和”商号的丁槐在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有一定造诣，尤其是他的梅花画枝干劲挺，别开生面，颇有名气。[61]又如南裕商行的李梦白毕业于大理师范学校，在昆明商校当过讲师，是一个典型的儒商，在诗词、古文、书法方面皆有造诣。[62]商人们在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同时，也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如“兴盛和”商号的舒金和，在其督导下，侄儿舒良弼考中举人，为鹤庆玉屏书院主讲，官至内阁中书，民国时期任省两院议员；长子舒良辅考中廪生，民国时期为下关商会首任会长，创建“恒通裕”商号；次子舒良佐亦学有所成，长驻缅甸经商，并在鹤庆办过私立小学。[63]“恒盛公”商号的张泽万主张近代新式教育理念，让女儿和儿媳读书，并将她们带到昆明、上海乃至国外接受教育；他还让妻子袁氏担任家乡女子学校的校长。[64]
第二，近代鹤庆商人热衷于捐资助学，为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晚清时期，鹤庆商人捐资修建了不少书院。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舒金和、蒋宗汉等倡议在鹤庆修建书院。李毓煊捐二千金，舒金和捐一千五百金，蒋宗汉捐五百金，建成了鹤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一个书院——玉屏书院。接着，舒金和又捐二千金，在州署前购买公铺三十三楹，以其租金作为书院的日常费用。[65]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舒金和、蒋宗汉又各捐千余金修理了书院前的文庙。[66]蒋宗汉还捐资修建了牛街庆云书院、辛屯玉锋书院和梧桐书院等。[67]
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鹤庆商人们又踊跃捐资兴办新式学校。清宣统三年（1911年），商人舒良佐等在孝廉村开办了鹤庆中区私立小学；同年，商人赵灼捐资开办了鹤庆南区私立小学。民国二年（1913年），商人蒋孝仁等在大理创办私立民国小学一所，招收鹤庆籍旅居大理学生。[68]民国十五年（1926年），鹤庆县筹办县立中学，“兴盛和”“怡和兴”“福春恒”“云丰祥”“丁幼衡”等商号及商人首先捐献了开办费用，之后不足的资金再由“兴盛和”商号负责，鹤庆县立中学由此顺利开办。[69]民国后期，南裕商行的李梦白给鹤庆县立中学捐赠了一批图书和设备，还在鹤庆金墩乡捐资创办了一所私立的两级小学，并在东山河置水力碾磨坊，以收入作为学校长期的经费来源。[70]民国十九年（1930年），“复协和”商人朱靖卿在鹤庆独资创办了养正小学，并不时向学生免费发放洗漱用具。[71]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恒盛公”商人张相如、张相时捐资开办了鹤庆县立宝峰幼稚园一所[72]；“恒盛公”商号还给鹤庆旅省学会捐款国币三万元作为常年活动经费[73]。
除了创办书院和新式学校外，近代鹤庆商人们还通过其他方式资助家乡文教事业的发展。例如，“庆昌和”的丁槐与其兄丁彦一起捐资编修光绪《鹤庆州志》，并印制成木刻本流传于世[74]；舒金和为“续修《鹤庆县志》、刊张公百忍书，前后花费约五千金”[75]；“恒盛公”商人张泽万在创业阶段资金紧张时，恰逢《万有文库》刊行，他认为此书对家乡文教有用，就毅然捐赠了一部[76]。
第三，近代鹤庆的部分商人涉足了图书经销业，为文化的普及做出贡献。清末，鹤庆县城就出现了一家名为“际昌堂”的书店，经营木刻本《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图书；民国时期，这家书店又卖过《共和国文》《修身》等教科书。民国十九年（1930年）后，县内新开了恒丰、惜荫庐、万恒大、永信昌等私营书店，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优秀书籍在这些书店里都有销售。
（4）商人与吸食鸦片。
近代云南不仅广泛种植鸦片，大规模贩运鸦片，而且民众中还盛行着吸食鸦片的恶劣风气。云南“当时社会风尚，小康人家不设吸烟的床铺和器具，就好像不光彩似的……上至达官显宦，下至普通人，莫不以吸烟为嗜好”[77]。而在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滇西北地区，民众甚至流传着“烟是和气草，待客少不了”的提法。由于鹤庆商帮中从事鸦片贸易的商号极多，有的贩运规模还很大，加之鹤庆境内种有鸦片田8000多亩，必然导致近代鹤庆社会盛行吸食鸦片之风。
据相关资料记载，近代鹤庆“全县烟馆林立，烟客常卧其中吸食，上瘾肌瘦，精神萎靡，白天酣睡，晚上吸食。富者以吸食为荣，并显富贵。一般百姓上瘾后，为了筹划毒资，有的倾家荡产，有的鬻子卖妻”[78]。鹤庆商人中吸食鸦片者很多：“大小商号的掌柜先生们倒在鸦片床上，拨弄几下算盘，做上两趟生意……”[79]驻藏北京商人韩修君回忆说：“抗战后期，从云南来了很多商人，这些人都是伙友，一般都会抽大烟”[80]，而抗战时期驻藏滇商中鹤庆商人非常多。据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鹤庆县境内吸食鸦片者近万人[81]，占同年统计人口105897人的10%左右[82]。
（5）商业发展与养兰风俗的兴盛。
鹤庆是中国“兰花之乡”，养兰历史可追溯至唐代长庆年间，到清初鹤庆的兰花已有不少品种，仅康熙《鹤庆府志》中就记录了甄兰、山兰、红莲瓣、白莲瓣、绿莲瓣等六个兰花名品，并出现了李衍芳等养兰名人。[83]到了近代，随着鹤庆商业的繁荣，养兰旧俗一时大盛，风头远超以往。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末民初之交，由于鹤庆织布业及商业的兴盛，在活跃于茶马古道上的鹤庆商帮、马帮的运作下，各种名兰荟萃鹤庆，城乡各地，养兰蔚然成风。兰花名品大雪素由商帮传入鹤庆，受到鹤庆兰花爱好者的高度重视，鹤庆大雪素逐渐名声（闻）遐迩。民国时，鹤庆养兰的人很多，每年正月十五过元宵节，仅就云鹤镇而言，居民们于街边路口搭花山欢庆节日，大多数采用正在开放的兰花搭成，争奇斗艳，供城乡人民观赏。”[84]由于养兰风气盛行，兰文化也成了鹤庆地方文化最具地方特色的组成部分，不仅古建筑的梁枋、格扇、照壁、门墩上都绘有兰图，而且各种桌子花空、木椅背上、石井栏上更是常雕有兰图。
家族组织民俗是社会组织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宗族）是最重要的民间社会组织，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组织民俗”[85]。在鹤庆传统的家族组织民俗中，白族家庭一般是由一对夫妇及父母、子女为一户，兄弟完婚后就要分家自立，父母则由长子和次子分别赡养，实行的是两代或三代的小家庭制。[86]县城的汉族虽有不少一个家族三四家人居住于一个四合院内的情况，但每家收支独立，除逢年过节外，基本也是各家自食，不属于典型的大家庭制。
近代鹤庆商业兴起之后，商人们开始拉拢聚集同宗同族成员，有意识强化宗族血缘关系，因为“宗族血缘圈是家庭的扩大，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借助宗族势力经商，能大大增强商人的竞争力”[87]。同时，为了防止分家造成的分产分号，商人们又组织家庭成员过起了大家庭制的生活。如此一来，传统的家族组织民俗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强调宗族血缘关系，在外部竞争中建立起利益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宗族利益共同体；同时组织规模庞大的同居同食大家庭。
如前所述，鹤庆舒系商帮的龙头商号“兴盛和”就是商人们有意识强化宗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其三大创始人舒金和、舒程远、舒卓然并非父子兄弟，而只是同宗关系，舒程远是舒金和的族兄，舒卓然是舒金和的族侄，他们组建同宗商帮是为了增强竞争力。“兴盛和”组建之后仍然延续着笼络提携同宗族共同经商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一个由舒氏家族的兄弟、子侄、姻亲、故友组成的庞大的舒系商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业集团。此外，“恒盛公”商号在经营过程中重点照顾和团结张氏家族成员，强调宗族血缘关系，例如商号规定张姓无定额工资，按需支用生活费，而外姓职工一般领定额低工资；凡是把外姓投资人认作东家者，张氏就设法使他们不安而自去。[88]除了舒氏和张氏之外，多数近代鹤庆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都愿意提携和团结同族成员，以宗族势力来支持自己经商。又如鹤庆官商丁彦、丁槐兄弟在鹤庆县城内建有六个四合院和宗祠在一门之内的大院落，整个丁氏大家族的成员同居同食于大院之内，共同祭祀先祖。现今保存在鹤庆档案馆的商业家族族谱《鹤城舒氏族谱》和《鹤庆鲍氏族谱》中，都把宗族的范围扩得很大，体现了近代鹤庆商人们有意识地强化宗族血缘关系，突破了鹤庆传统上以小家庭为主的家族组织民俗。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考察一地民俗，当首选饮食习俗。晚清民国时期，随着鹤庆商业的勃兴，市场的繁荣，鹤庆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起来。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各种外来的农副产品和山货药材逐渐成为鹤庆人制作饮食的原料，外来的饮食制作工艺也被鹤庆人所吸收，饮食习俗逐渐发生变化。酥油茶是西藏人民发明的一种饮品，由酥油（从牦牛奶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黄油）和煮沸的浓茶调配而成，佐以食盐、熟花生等配料即可饮用，可补充体力，缓解高原反应。晚清以后，鹤庆商帮中的很多商号开始涉足滇藏贸易，鹤庆马帮商队进入西藏，为了抵御饥饿、寒冷和高原反应，马帮的赶马人很快习惯了喝酥油茶，并将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传回鹤庆。由此，饮酥油茶逐渐成为鹤庆民众的重要饮食习俗，吃早点或晌午饭时常常喝酥油茶，几乎每家都有打酥油茶的全套食具。[89]此外，由于鹤庆地处滇西北商道上，而且鹤庆商人都习惯于途经家乡时卸货休整，就地售货，所以近代鹤庆市场十分繁荣，其中尤以西藏的商品最为多见，如红花、麝香、硼砂、鹿茸、虫草等药材，酥油、木耳、竹叶菜、黄笋、牦牛尾等山货。其中虫草是鹤庆人做汤和泡酒的辅料，酥油则是鹤庆人做酥油茶的必备原料，而木耳、黄笋和竹叶菜，则成为鹤庆人在婚丧嫁娶时待客的传统宴席——“八大碗”中的三道必备菜肴。[90]由此可见，西藏商品对鹤庆饮食习俗影响之深。
近代鹤庆市场的兴旺，还吸引了邻近地区的商贩前来贸易。永胜人运来辣子、草烟、生姜、花生，剑川人背来井盐，部分永胜和剑川商人还在鹤庆开店销售上述特产。牛街、洱源、邓川的商贩则带来早熟的蔬菜和弓鱼、乳扇。其中如辣子、生姜和食盐是鹤庆人腌制火腿、腊肉、猪肝鲊和酱菜所必需的；花生是鹤庆多道菜肴的配料；乳扇更是鹤庆民众喜爱之食物。由于鹤庆商帮与四川各地的商务往来较为频繁，而且四川人也常到鹤庆经商、做工，所以鹤庆的饮食习俗也深受四川的影响。鹤庆人“酿酒、腌咸菜、制作糕点等都受四川影响，明显带有四川特色”[91]。
和丽江、喜洲等地商人一样，鹤庆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掀起了奢侈之风，这种风气在饮食方面亦有所体现。例如清末民初之际，在鹤庆的富商大贾中就流行操办三叠水宴席。所谓三叠水，又称三滴水，原是鹤庆高氏土官礼宴宾客的传统宴席。一席分山珍、海味、人肴三项，共21道菜。每桌所用餐具多达72样，多是景德镇上好瓷器。一般富豪人家请3～5席也要花去上千两银子。
一地居民的服饰特点，能够最直观地体现当地的风俗文化和民族风情。清末，鹤庆商人频繁进入西藏贸易，而藏族的马帮也时常来到鹤庆贸易，独具特色的藏族服饰对鹤庆人的衣着习俗产生了一定影响。藏族毡帽、藏毯等在鹤庆较为流行，藏刀、藏族项链等配饰也为鹤庆人所喜爱，藏族妇女制作横条花围裙的“帮点”，传到鹤庆后被当作背孩子的背带，称为“古宗背带”。[92]
明清时期，鹤庆民众所用衣料少部分为本地所产的“井口布”和“大麻布”，大部分是进口湖北广布和四川泸州布[93]，由于运力十分有限，大部分民众的衣着用料很成问题。至光绪年间，“福春恒”的蒋宗汉从缅甸大量购入花纱布在滇西销售[94]，由此“福春恒”的花纱布成为鹤庆民众的新衣料之一。紧接着，鹤庆“庆昌和”商号的丁槐又购进纱锭，从四川请来师傅教授鹤庆民众织布技术，使鹤庆织布业一时大兴，鹤庆人民的衣料由进口变为自给，紧缺变为充足。[95]同时，鹤庆织布业的兴盛还带动了印染业的兴起，民国年间，鹤庆县城的“段启鹏在眼光庙开设染房，还有李姓段姓共五六家。甸南的长康铺及沙沟南也有几家农户开设染房。城镇还有扎花染色工艺户”。[96]这些印染行的出现较大地丰富了鹤庆民众衣着的颜色和样式。
长途贸易的发达使得近代鹤庆马帮特别兴盛，以至于鹤庆几乎村村都有赶马人，久而久之，赶马人所穿的“赶马装”在坝区白族群众中流行开来。这种“赶马装”的大体样式为：头戴大理草帽，上身穿土布对襟衣，纽扣多排在胸前，外面再套一件领褂，裤子为黑色齐膝的宽口“二郎裤”，脚穿草鞋。当时的白族男青年无论是否为赶马人，都流行穿这“赶马装”。[97]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风俗改良运动，而趋于西化的服饰改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鹤庆虽然偏居西南边陲，但此时鹤庆商帮的各大商号已将业务拓展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盛行的服饰改良之风很快随商业活动传到了鹤庆。由此，民国初年鹤庆的白族和汉族群众中，已有中山装、西服和皮鞋的流行。[98]
一个地方的建筑特色能较直观地体现当地的风俗文化和民族风情。此外，由于建筑物的实体性，使其蕴含的民俗文化最可能长久地保存下来。近代鹤庆商业发展对当地建筑民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代鹤庆商人经商致富后，在家乡掀起了兴建住宅之风，使鹤庆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质量且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由于受到古代社会农本思想的影响，很多近代鹤庆商人在经商致富以后，还是拿出部分资金在家乡购置田产，兴建住宅。“同心德”商号的李恒春经商致富后，在鹤庆金翅鹤村修建了一座“四合五天井”的大院，院内“东西主房各五大间，东北漏角厢房次间设大门，里角设重门”。李恒春之孙李鸿康、李鸿年兄弟也在金翅鹤村修建有大宅，皆为“六合同春”的布局，即“两个四合院组成，两院中间一方前后两边带厦，设大小六个天井”。二品红顶商人张奎斗在鹤庆化龙村建有一座四合院，东北角不设漏角天井，在东、北两门交叉处，东厦下设大门，东西各五大间，南北各三间，别称“五凤楼”。[99]以“兴盛和”商号为首的舒系商帮崛起之后，舒氏家族在鹤庆县城内大建住宅，舒金和建盖了一进三层的大院一所，舒卓然修建了一进二层的大院一所，舒程远则先后建起了两院四合楼房。[100]整个舒氏家族相继在鹤庆城区十街内建造铺面、宅院近百处，其中临街铺面40余间，宅院50余所，制作装修多仿江南样式。[101]“庆昌和”商号的丁槐发迹之后，修建了“六个四合院和宗祠在一门之内”的大院落，恢宏而独具特色。此外，蒋宗汉、张泽万、周守正、杨穆之、陈德祥、解乐三、蒋荣等大批鹤庆商人都在家乡建有豪宅。鹤庆县城内的富贵巷成为商人住宅区，有“四家商人的四合院相连相望”，形成独特的建筑民俗景观。比起当时多数居民所住的一方挂两耳的楼房、平房，甚至茅草房来说，这些新建住宅的样式美观，布局合理，沿袭了白族经典建筑模式，少量吸收了江南和西洋的一些建筑特点，对近代鹤庆的建筑文化和建筑民俗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近代鹤庆商业的兴旺，使鹤庆县城及交通沿线上出现了很多商铺、旅店、马店，这些商用建筑别具特点，成为近代鹤庆建筑民俗中的一大特色。例如松桂老街上至今还保留有一批近代的商铺店面，“均为一楼一顶的白族民居铺面，后面为三方一照壁的小院。建筑物均为歇山式土木结构民居式样，建筑体上的檐、脊、角、带和木雕门窗装饰古色古香”[102]；黄坪老街上也有一批整齐堂皇的商铺店面。为了满足马帮住宿的需求，上述乡镇也建有不少马店。这些马店的房屋构建有一定特点，赶马人住的房间多为敞间，中心设火塘，四方设床铺，另有马房、库房等设施。[103]
第三，商人引领的兴建住宅之风推动了近代鹤庆建筑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建筑工艺的改良和进步，从而丰富了鹤庆的建筑民俗文化。如鹤庆农村泥木石匠队伍增多，城西的秀邑成了石匠专业村，整年活计应接不暇。滇西北木雕水平最高的剑川县，除了向鹤庆输入木器外，雕花木匠、漆匠到鹤庆来的也不少，有的就在鹤庆租下铺面开家具店，使本来已有很高水平的鹤庆木雕工艺得以进一步发展。[104]
（1）商人与民间音乐的发展。
鹤庆的民间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反映了鹤庆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众多鹤庆民间音乐类型中，洞经音乐和扬琴的发展受到了商人的较大支持，商人们出于信仰、喜爱等各种目的，凭借自身财力促进其传播和发展。
洞经音乐源于古代中原道教的丝竹乐，所用乐器分文、武两类，乐队庞大，乐曲风格朴实、典雅。明初洞经音乐由四川传入云南各地，从此云南成为洞经音乐最盛行的地区之一。鹤庆的洞经音则是由官商丁槐从四川引进的。[105]到了民国时期，鹤庆商人阶层凭借大量的捐赠，支持了洞经音乐的发展，并据此打破了洞经音乐会的一些严格刻板的规定。此外，洞经音乐会出于经费的考虑，逐步吸收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入会，而且谈演的目的不再只为祭祀神仙，逢年过节或吉庆之日，甚至业余消遣之时都有谈演，使其更加开放化与大众化。[106]
扬琴又称琴书，俗称花唱，清道光年间由四川传入云南各地，有唱本200余部。[107]清代，扬琴在鹤庆比较流行，一些喜爱扬琴说唱的商人们对鹤庆扬琴的发展和流传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福春恒”的红顶商人蒋宗汉十分喜爱扬琴，经常组织扬琴曲艺者们一起说唱，积极推动鹤庆扬琴的发展。同时，他还在腾越和贵州推广扬琴，组织扬琴说书社，吸收地方音乐以丰富扬琴说唱，使这些地方的扬琴说唱兴盛起来。[108]
（2）商业发展对民歌小调的影响。
民歌小调也属于民间音乐的范畴，但比起洞经、扬琴等较正式的民间音乐而言，歌词内容更为通俗易懂、朴实真挚，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随着鹤庆马帮运输贸易的发展，马帮文化也深深融入鹤庆的民歌小调中，如鹤庆民歌《大赶马调》《小赶马调》等，另有许多民歌小调则在歌词中包含了马帮、赶马人、骡马等字句：“头骡选上枣骝马，二骡选上菊花青。识途还留老玉眼，十岁出头还健行……”[109]又如，鹤庆男女青年对曲子也包含了马帮文化：“牛脚不合马脚印，不知阿妹咋个想?骡子只合马脚印，阿哥只合妹的心。骑骡跨马你只愿?白日谈琴又吹箫。哥骑骡子妹骑马，刀山火海也要去。”[110]
近代鹤庆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鹤庆民歌小调的向外传播。由于鹤庆商帮中有不少商号经营茶叶生意或国际贸易，所以鹤庆商人和马帮时常前往思茅、西双版纳、德宏、保山等地，鹤庆的民歌小调也随之传到了这些地方。例如，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和德宏的陇川边境，一些傣族群众能用他们的语言唱鹤庆白族民歌《赶马调》《送郎调》，歌词和旋律都没有变化。[111]
此外，鹤庆松桂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有一个“棒棒”会，会上各族民众用唱歌的方式来讨价还价，进行商品交易，这是民歌与商业活动相交融的典型例子。
（3）商业发展对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近代鹤庆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以商业和商人为媒介，鹤庆与西藏之间不仅在饮食、服饰、手工艺等方面相互影响，而且在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方面也不例外。
清朝光绪年间在鹤庆民间广为流传的《牟伽陀开辟鹤庆》《夏宗格萨尔》《老藏王“本主”》等神话传说，在鹤庆与西藏的频繁贸易往来中被散播流传，牟伽陀、格萨尔王等人物也成了藏民和鹤庆各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112]鹤庆白族人民更将格萨尔王奉为老藏王“本主”，黄坪华藏洞内塑有格萨尔王的“睡佛”像，另有晚清石刻46块，其中38块为藏文。此外，“鹤庆草海镇董氏制作的花纸'卓叉’，成为了藏族的宗教仪器'风马旗’；西藏多数庙宇的建筑装饰物，多用鹤庆人制作的铜工艺品。鹤庆一些佛教寺院的装饰物和图案，也采用了藏传佛教的造型”[113]。
此外，在探讨商业对宗教的影响时，商人的塑神行为也位居其中。近代商人们因商而富，塑神“保佑他们财源滚滚、财运亨通，并在经商中一路平安”。[114]近代云南商人的塑神行为以喜洲商人最盛，竟将商人严子珍的四太太塑造成“水府娘娘”，将严子珍和董澄农说成“财神转世”；丽江纳西商人也将传统的“三多神”塑造成保佑商人的神仙。鹤庆商人的塑神行为虽不如喜洲等地那样风行，但相关史料中还是有记载的，其主要方式为捐资修建财神殿、关帝庙、寺观、祠堂等。例如，“兴盛和”商号的舒金和于光绪年间在鹤庆黄龙潭捐资修建了一座龙王庙，以祭祀龙王。[115]光绪年间，舒金和与蒋宗汉共同捐资修建文昌祠，舒金和还添资购买了文昌祠的神牌、香炉、贡瓶等，又修建了数间铺面，以铺租作为文昌祠的香火费用。[116]此外，张氏“恒盛公”商号也曾捐国币十一万元以修建关帝庙和岳王庙等。[117]
综上所述，近代鹤庆商业贸易的繁荣，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导致了边疆地区民风民俗的改易变迁。在商业发展与民俗的变迁中，既有由于异地商品输入及工艺技术传入导致的民俗变迁，也有异地宗教文化流入造成的民俗变迁。此外，市场需求的改变、商人地位的发展、商业文化的兴盛也是导致民俗变迁的重要因素。近代鹤庆商业发展促使民俗日益丰富多样，民风也逐步开化和文明，促进了边地民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商业推动当地民风民俗良性变迁过程，就是滇省民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使得近代云南的商业活动和商人群体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商业推动民俗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边疆各民族交流的过程。例如，近代鹤庆商人深入山区，在彝族同胞中推广当归和木香等经济作物，既影响了彝族同胞的种植习俗，又促进了鹤庆境内汉、白、彝等各族群众的交流，使边疆地区各民族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在商贸活动的推动下更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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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3页。
[43] 李丙六：《鹤庆商帮》，《鹤庆文史资料》第6辑，1993，第47页。
[44] 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4页。
[45]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起发展及其没落》，《鹤庆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9～18页。
[46] 赵启燕：《鹤庆商帮研究》，云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47] 章虹宇：《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8] 上述“恒盛公”商号发展历程，是笔者据以下三份资料整理：张相时的《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6～35页；潘寿山的《鹤庆商帮兴衰演变概略》，《鹤庆文史资料》第5辑，1992，第125～130页；章虹宇的《茶马古道上的首家坐商---恒盛公商号》，《鹤庆通讯》2004年11月29日。特向三位作者致谢。
[49] 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鹤庆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26～43页。
[50] （民国）《鹤庆县志》卷二《建置志》，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51] （清）《鹤庆州志》卷五《风俗》，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52] 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舒姓商号》，《云南文史资料》第42辑，1993，第63页。
[53] 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4，第96页。
[54] 熊元正：《鹤庆商帮与集市贸易》，《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1996，第87页。
[55] 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庆县志》，第139～140页。
[56] （民国）罗养儒：《云南掌故》，云南省图书馆馆藏资料，第89页。
[57] 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4，第96页。
[58] （民国）《鹤庆县志》卷九《人物志·货殖》，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59] 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6页。
[60] 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6页。
[61] 谢嘉槐：《鹤庆县历代书画名人简介》，《鹤庆文史资料》第9辑，2008，第67页。
[62] 赵应宝：《鹤庆商帮的后起之秀---南裕商行》，《鹤庆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56页。
[63] 梁波：《云南名商舒金和》，《云南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49页。
[64] 李正旭：《张泽万先生行述》，《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42页。
[65] 详见（民国）《鹤庆县志》卷三《学校志·学宫》，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66] 谢嘉槐：《鹤庆文庙与鹤庆一中》，《鹤庆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98页。
[67] 杨毓骧：《清末爱国将领蒋宗汉生平考》，《鹤庆文史资料》第6辑，1993，第62页。
[68] 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581页。
[69] 《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资料。
[70] 赵应宝：《鹤庆商帮的后起之秀---南裕商行》，《鹤庆文史资料》第8辑，2007，第56页。
[71]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107页。
[72] 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579页。
[73] 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74] 谢嘉槐：《鹤庆县历代书画名人简介》，《鹤庆文史资料》第9辑，2008，第67页。
[75] （民国）舒良弼：《梦觉纪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第34页。
[76] 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6页。
[77] 李道生：《云南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11页。
[78] 中共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鹤庆地方史》第1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第116页。
[79] 田麟勋：《革命征途第一步》，《鹤庆文史资料》第5辑，1993，第16页。
[80] 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西藏文史资料》第3辑，1984，第53页。
[81] 云南省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15页。
[82] 赵锐明：《民国时期云南人口调查统计及大理地区各县人口概况》，《大理州文史资料》第8辑，第148页。
[83] （清）佟镇纂《鹤庆府志》卷十二《物产》，大理州文化局1983年翻印，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84] 谢嘉槐、梁波：《鹤庆养兰历史源流简述》，《鹤阳史话》，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第260页。
[85] 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41页。
[86]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33页。
[87]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5页。
[88] 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第17页。
[89] 熊元正：《鹤庆商帮与集市贸易》，《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1996，第87页。
[90] 熊元正：《清末至民国期间鹤庆的集市与贸易概述》，《大理州文史资料》第6辑，1989，第74页。
[91] 舒家骅：《鹤庆商业》，《云南文史资料资料选辑》第49辑，1996，第76页。
[92] 熊元正：《鹤庆商帮与集市贸易》，《云南文史资料资料选辑》第49辑，1996，第87页。
[93] 潘寿山：《鹤庆织布业兴衰概略》，《鹤庆文史资料》第1辑，1992，第173页。
[94] 罗群：《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95页。
[95] 熊元正：《鹤庆土布小史》，《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4，第120页。
[96] 潘寿山：《鹤庆织布业兴衰概略》，《鹤庆文史资料》第1辑，1992，第173也。
[97]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40页。
[98]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40页。
[99]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39页。
[100] 《续编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资料，第201页。
[101] 赵启燕：《鹤庆商帮研究》，云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4页。
[102] 章虹宇：《文化血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第162页。
[103] 章虹宇：《鹤庆马帮及习俗》，《鹤庆文史资料》第3辑，1994，第46页。
[104] 熊元正：《鹤庆商帮与集市贸易》，《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1996，第87页。
[105] 章虹宇：《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06] 余崇先：《鹤庆洞经音乐初考》，《鹤庆文史资料》第7辑，2003，第11页。
[107] 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鹤庆县民族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103页。
[108] 详见杨毓骧《清末爱国将领蒋宗汉生平考》，《鹤庆文史资料》第6辑，1993，第62页。
[109] 梁波：《鹤庆白族民歌与马帮文化》，《大理日报》2009年10月28日。
[110] 梁波：《鹤庆白族民歌与马帮文化》，《大理日报》2009年10月28日。
[111] 章虹宇：《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12] 章虹宇：《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13] 章虹宇：《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14] 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98页。
[115] 详见（民国）《鹤庆县志》卷一《地理·山川》，鹤庆县图书馆馆藏资料。
[116] 张了、张锡禄编《鹤庆碑刻辑录》，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1年印，第129～130页。
[117] 详见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231。
——《中国边疆学》第三辑。